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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是中国历史上以女真族为主体建立的国家政权。十二世纪初，世代居住在我国北方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毅然崛起，先后消灭了辽朝、北宋，与南宋划淮河为界，统治中国半壁江山百余年。金朝统治期间，女真人广泛使用汉文字，应用程度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建立的统治王朝，应用范围涵盖了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根据考古资料分析和史料文献记载以及史学专家们的研究成果，本文就金代汉字使用之原因，谈一点粗浅的看法，敬请同志们指正。
一、见证汉字在金代社会中的广泛使用
目前考古发现存有汉文字遗迹的金代文物很多，这里介绍的主要是黄河以北地区，重点在金代上京路辖区，并有一定代表性的金代遗物，包括官印、货币、铜镜、碑刻、兵器、瓷器、游艺品、冥牌、符牌等。
已发现的金代官印有60余方，黑龙江省博物馆藏30余方。所有官印印文均为中国传统的九叠篆汉字，印背刻款也均为汉字。这些官印大部分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并得到史料记载的印证。以上京路军政设置为主，其中万户和猛安谋克印居多。
1977年在鸡东县综合乡发现的“胡里改路之印”，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印证了《金史.地理志》关于“胡里改路，国初置万户，海陵例置万户，乃改置节度使。”的记载，确定了胡里改路治所的存在及所在地。
克东县金城乡出土的“蒲与路印”，现已遗失，留有印模，藏于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该印印证了《金史.地理志》记载“北自蒲与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的金代疆域。
1973年在宾县常安乡发现的“经略使司之印”，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经略使司是协助地方治理军事的官员。
1982年在依兰县迎兰乡出土的“堂厨公使酒库之印”，现藏依兰县文管所。金代设置的专管后勤保障事务的衙署，隶属尚书省。
1959年在双城县发现的“汉军万户印”，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汉军万户设于金初，士兵由汉族组成，由女真将领统帅。该官职从金代皇统五年（1145年）至海陵王正隆年间（1156——1161年）逐渐罢免，直至消失。
1973年在嘉荫县发现的“恤品河窝母艾谋克印”，现藏中国博物馆。印背面阴刻汉字楷书“大定十年六月”“少府监造”“恤品河窝母艾谋克印”“系重吉猛安下”。金代恤品即今天的绥汾河，恤品路是上京路辖区的建制，治所在今天的绥汾河入海口（俄罗斯乌苏里斯克）。
1966年在依兰县达连河镇出土的“哥扎宋哥屯谋克印”，现藏依兰县文管所。印背面阴刻汉文楷书：“大定十年五月”、“少府监制”“哥扎宋哥屯谋克印”、“宋哥屯猛安下”。
1982年在桦川县出土的“恼温必罕合扎谋克印”，现藏桦川县文化局。印背阴刻汉字楷书“上京行部造”“贞佑三年四月□日”。恼温在今天的嫩江，是上京路戍守东北边疆的军政建制。
1977年在甘南县中兴乡发现的“拜因阿邻谋刻之印”，现藏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印背面阴刻汉字楷书“承安五年闰二月”“礼部造”“拜因阿邻谋刻之印”。
1970年在海林县新安乡出土的“上京路军马提控盈字号印”，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印背阴刻汉字楷书“贞佑四年五月日”、“上京行六部造”、“军马提控盈字号印”。金朝末年，军队将领设置增多，颁造官印开始实行千字文编号，这是金代末年颁造官印的特点。
1964年在阿城白城出土的“上京路总押荒字号印”，现藏阿城文管所。印背、侧阴刻汉字楷书“上京行六部造”、“总押荒字”、“真佑四年正月日”。金代总押官职始建于金中期，是临时指派的一种军职。
金代早期没有本国货币，使用辽、宋旧钱，至海陵王正隆二年开始铸造钱币。考古发现的金代货币以铜币和银币为主，重要的是这些金代铜币和银币以及具有银币职能的银锭所用文字全部是汉文。
1981年宾县三宝乡民强村发现窖藏金代铜钱2千余斤，其中北宋钱占多数，其次是辽代铜钱，只有少量 “正隆通宝”（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年铸）、“大定通宝”（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年铸）、“泰和重宝”（金章宗泰和年间（1201——1208年）。
1982年和1985年在黑龙江省共发现5枚“承安宝货”银币，现分别藏于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阿城文管所等地。这些银币的形状、重量、尺寸基本相同，正面前端横凿汉字楷书“承安”二字，中部竖凿两行汉字楷书“宝货壹两半”和“库11” “部 ”字样。据《金史.食货志》记载，金章宗承安二年（1197年）颁布法令， “尚书省议谓，时所给官兵俸及边戍军，须皆以银钞相兼，旧例银每铤伍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逐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以白银作为法定货币。
1957年在阿城巨源乡发现 “翟家记银锭”，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其重1925克，正面凿刻汉字 楷书“翟家记”、“真花银”字样，“翟家记”是金银器加工作坊的戳号，“真花银”是官府鉴定后留下的标记，证明银锭的成色。
1957年在阿城巨源乡马家屯出土 “使司款银锭”，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其重2150克，正面凿刻汉字“壹十玖两玖钱”、“行人张德温”、“□□昌秤”、“使司”、“任应和”“使□”戳号押记，“使司”代表官府税银，“行人张德温”是加工作坊的标识。
1964年，在哈尔滨市郊区四方台发现 “大定路课银锭，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银锭重2500克，正面凿刻有“大定路课”、“监纳于□”、“库使李□”、“库副魏□”、“丙辰年”、“银匠王□”、“银匠刘□”、“银匠□□”、“银匠李□”、“秤子李秀”、“秤子陈下”、“秤子孙义”、“秤子田春”、“□□库”、“库”共计55个汉字。 “大定路”为金代北京路建制，是金代大定府路掌管颁发的税银。这可能是至今发现的凿刻汉字最多的金代银锭。
金代铜镜是考古发现最多的器物，仅黑龙江省博物馆就藏有数十面。金代铜禁很严，铜镜铸造均由官府监控管理，并在铜镜边沿刻上衙署名称及押记，即使是民间百姓原有的铜镜也不例外，由此金代铜镜边沿刻有文字和押记刻款，便成为金代铜镜一个特点。重要的是这些文字刻款主要是用汉字签署。略举几例：
海兽葡萄镜，直径11.1厘米，镜缘刻有“金成记“汉字；飞鹊铜镜，直径12厘米，镜缘刻有：“上京巡使”汉字及押记；蟠龙纹菱花镜，镜缘刻有：“左巡院验记官”；瑞兽葡萄铜镜，直径8.9厘米，镜缘刻汉字“金□”和押记；蝴蝶勾连纹铜镜，直径21.4厘米，镜缘刻汉字“都右院”“官”“正”及押记；仙人故事铜镜，直径8.3厘米镜柄正面刻汉字“山东”“官”及押记；；童子缠枝铜镜，直径12厘米，镜缘刻有“富庶县验”、“官“和”及押记。；舞乐铜镜，直径12厘米，镜背空处刻有汉文“信州武昌县”；家常富贵铜镜，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直径10.3厘米，镜背铸有“家常富贵”四个汉字；泰州录判铜镜，现藏黑龙江省考古研究所，镜背铸有“以铜为镜、可正衣冠”八个汉字，镜缘还刻有汉字“泰州录判“及押记；人物故事铜镜，现藏牡丹江市文管站的，镜缘刻汉字“北京验记”官“和” 及押记。
考古发现的金代碑文、墓志、瓦铭、冥牌主要有：
吉林省扶余县发现的“大金得胜陀颂碑”，大定二十五（1185年）年金世宗建碑以志。正面碑文为汉字，以歌颂金太祖阿骨打丰功伟绩为主要内容。
吉林省舒兰县金代完颜希尹家族墓区，发现“大金故尚书左丞相金源郡贞宪王完颜公神道碑”。碑身阴刻2800多个汉字，记载了完颜希尹一生功绩及遭遇迫害的经过。
阿城松峰山上太虚洞内发现“道士曹道清碑”，碑身刻有300余汉字，详实记载了曹道清在金上京传播道教的经过。
1908年在阿城白城发现的“宝严大师塔铭志”，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此碑文有六面铭志，刻有646个汉字，这是一件至今发现记载文字最长的佛教石刻碑文。
1983年在阿城发现 “宣微大师法性葬记瓦”，现藏阿城文管所。葬记瓦发现时是由两块灰瓦迭放在一起，其中上面瓦背面书写汉字楷书83个字，下面瓦背面书写汉字楷书54个字。主要记述了墓主人金上京释迦院尼首座宣微大师法性的身份、丧葬时间及地点等内容。
1988年在阿城巨源乡发掘的金代齐国王完颜晏夫妻合葬墓中发现两件用汉文记载的冥牌，一件置棺盖上银质冥牌，其上刻有“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事齐国王“12个汉字，另一件置放在棺内为木质房券，其正面墨书“太尉仪同三司事齐国王”10个汉字，背面墨书“房一坐”3个汉字。
关于金代汉文字刻碑还有清代杨宾在《柳编纪略》卷四中记载的“金源郡壮义王完颜娄室神道碑”。碑额、碑身分别刻有汉字篆书和楷书。
1960年在兰西县双榆树屯出土的金代“清酒肥羊”四系瓶，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瓶高32厘，白釉黑彩，腹部书写“清酒肥羊”四个汉字。
同类器物还有五常市长山乡出土的金代“龟鹤齐寿”四系瓶，瓷瓶腹部书写“龟鹤齐寿”四个汉字。
1976年在阿城金上京会宁府遗址发现一件“上京鞋火千户铜牌”，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铜牌为圆形，直径7厘米，牌面刻有汉字：“上京鞋火千户”及押记。日前有专家论证，此铜牌可能是铜镜类器物。
在上京故城中还发现一件“奉御从人铜牌”，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这件铜牌长方形，上端有穿孔，正、反两面均刻有汉字，正面是“奉御从人牌子”、“得入第一门”、“日字第三十二号”，反面是“左右宿直将军司”。这是用于出入宫门、御殿的凭信铜牌符。
1985年在铁力县长性乡出土一把“金代大定二十九年铁战刀”，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刀长87厘米刀背刻有汉字“大定二十九年府造”。
1963年，在阿城杨树乡曾出土五件银镯，部分藏黑龙江省博物馆。银镯内壁分别打印“上京翟家”“邢家记”“ 家记”汉字。
此外，在绥宾县奥里米古城金代遗址曾出土了一件汉字“将”象棋子，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在罗北曾发现一件金代铁权，其上刻有“辽东运司”汉字，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馆。同类器物，在阿城、五常、龙江地区也出土过刻有汉字“上京”、“户部”金代铜权。
二、历史发展与演变为金代汉字广泛使用奠定了基础
“金之先，出靺鞨氏。靺鞨本号勿吉。勿吉，古肃慎地也…..。隋称靺鞨，而七部并同。唐初，有黑水靺鞨、粟末靺鞨，其五部无闻” 。“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东濒海，南接高丽” 。“五代时，契丹尽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属于契丹。其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真（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真（直）。生女真地有混同江、长白山，混同江亦号黑龙江，所谓白山黑水是也。”1详实的史料记载了女真人祖先——肃慎及其后裔历史发展与演变的脉络，见证了白山黑水之间这支古老民族世代文明的摇篮。至少从周王朝起，肃慎人就开始与中原有着密切联系，臣服于中原王朝。主动向周王朝进贡本地特产——楛矢石砮，建立臣服友好关系，并支持参与周成王讨伐商纣王的战争。有考古资料证明，我国东北地区古代居民识别汉族文字，可追溯到西汉时期。据不完全统计，黑龙江省有20多个市、县先后出土金代窖藏铜钱1万余公斤，窖藏钱的种类十分丰富。有汉代半两的“五铢钱”、新莽时期的“货泉钱”，有唐代“开元通宝”“乾元重宝”，有五代十国的“汉元”“周元”、“天汉“、“咸康”“唐国“等诸钱，有辽代”“重熙”“清宁”“咸雍”“大康”“大安”“寿昌”“天庆”等年号铜钱。这些货币在黑龙江地区出土不仅是与中原地区商业往来、经济交流重要凭证，更重要的是在黑龙江地区至少从西汉时期起，这里的古代居民为了生存必须开始掌握汉族文字，识别以汉族文字为主的中国各个朝代的货币。
接受汉族文化、使用汉字，有明确考古资料证实和史料记载是在唐代渤海时期。唐代渤海国是以勿吉人后裔——粟末靺鞨为主体建立的唐代地方民族政权。唐代开元元年（713年），粟末靺鞨和首领大祚荣受唐朝册封，始称渤海，上京龙泉府（今牡丹江宁安县渤海镇）为国都。渤海效仿唐朝的典章制度，在辖区内设设置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辖区居民十万余户，史称海东盛国。
唐代渤海存在229年，与唐代历史首尾相近。渤海国统治时期，大祚荣就曾“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2。在《全唐诗》中记载温庭筠《送渤海王子归本国》的诗句： “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认为渤海与唐代是车同轨、书同文的统一国家。3渤海国没有本民族文字，以汉字作为国家统一的交流文字，大量考古发现也证明这一事实。1922年在宁安县东京城发现一方渤海官印，印文为“渤海大王”四个汉字。41960年在渤海上京遗址出土一方天门军之印，现藏黑龙江省博物馆现藏。印文为“天门军之印”五字汉文篆书，这两方官印与唐代官印篆字风格完全一样，应该是唐代渤海军职官印。在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还陆续出土了一些文字瓦，瓦上的文字主要是汉文字，另有符号和押记5。1949年发现了渤海第三大王大钦茂次女《贞惠公主墓志》6，1980年发现了渤海第三大王大钦茂四女《贞孝公主墓志》，这两块墓志全部是用汉文字刻写的碑文。可见，汉文字可能是唐代渤海国使用的唯一文字，至少在唐代渤海统治时期使用了200余年。政治的分裂、相互的战争，历史可以不断变迁，但是一个地区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是无法改变的，渤海人汉化为后来在这块土地上崛起的王朝使用汉文字奠定了基础。
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辽朝，继承了唐代在黑龙江地区的设置管辖。1956年在泰来塔子城内发现的辽代大安七年（1091年）刻石，刻石正、反两面均阴刻汉字，能辩识出来的汉字有155个。文中提到“泰州河堤”及47个人名姓氏，全部是汉姓。这一实物资料证实了在辽代黑龙江地区就有大量汉族人定居的事实。辽代实行的是“以国治契丹，以汉制汉人”统治制度，在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将汉文字作为统一交流的文字。正如许亢宗在《宣和乙已奉使金国行程录》中说的：“当契丹强盛时，虏获异国人，则迁徙杂处于此…..，故此地杂诸国风。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相通晓，则各以汉语证，方能辩之”。解放前在泰来县塔子城曾发现过一方辽代官印，印文为汉字“匡义军节度使印”7。泰来县是辽泰州治所所在地，泰来塔子城出土汉文官印、汉文刻石，表明辽代在此设有统治以汉族为主的建制，并进行着有效管辖。
辽代将女真人分为“熟女真”和“生女真”，据《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生女真居住在束沫江之北，宁江州（今抚余县）之东北。有户口十余万”。分布中心在安出虎水流域（今哈尔滨阿什河流域），主要从事鱼猎和农耕经济。公元1115年，生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率众起兵反辽，在对辽战争中建立了金王朝，定都上京会宁府（今哈尔滨阿城）。金灭辽后，继承了辽代东北疆域及建制，对辖区内的所有居民，包括居住在黑龙江地区的渤海人和定居在原辽泰州的汉族人及其它民族，实行了有效统治，为金代社会广泛使用汉字奠定了基础。
三、实行移民政策为金代汉字广泛使用创造了条件
女真人建国之前，辽代对居住在黑龙江地区的女真人曾进行过移民迁徙。契丹统治者为了便于对女真人的控制，将部分女真人迁往各地，使其分散居住，留在原地居住的主要是以完颜部为主的女真人。
金源内地是金代女真人的发祥地，早期在这里居住的女真人以村寨为居民聚落，“多依山谷，联木为栅”8 。“国初之是，族帐散居山谷”9。阿骨达称帝后将所居住地（今哈尔滨阿城白城子）称作皇帝寨。这里作为金朝的首都虽然从金太祖就开始，但是正式命名为上京是在金熙宗时期，天眷元年（1138年）八月，“以京师为上京，府曰会宁，旧上京为北京”10（原辽上京改称北京）。海陵王篡权后于公元1153年迁都燕京（今北京），正隆二年（1157年）削上京号止称会宁府。大定十三年（1173年）七月，恢复上京之号，并作为陪都。
金初，“多取生口财富”11是女真统治者向外征服的最高物质追求。 “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 12。金攻取燕山时“根括燕山府所管州县百五十贯以上家业者三万余户，尽迁起发。”13驱往东北。取云中时，“云中富室巨家，悉被驱虏，出留空土” 14。金朝建立最初五年，仅从原辽、宋的燕京、山西、显州等地就强迫迁徙了大批能工巧匠以此充实金源内地。据史料记载，御寨“供作唤使，南人居半”。15
辽朝灭亡后，四方来降者甚多。金朝对新降附之民善为存抚。据《金史。太宗本纪》记载：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年）诏命，调拨马七百匹、田种千石、米七千石，赈济新附之民。正是这些“宜加优血”政策，使金源内地人口急剧增加，聚居了大量包括汉族在内的居民。再加上从战争中掠来的汉人和契丹人及其它民族，使金源内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丁兴旺。北移来的汉人及其它民族杂居后为了解决交流中的困难，必然选择汉语汉文作为大家共同认同的交流方式。战争虽然残酷，给人民带来灾难和损失。但是也使各民族增加了接触、融合的机会，促进了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
为了加强对占领区的统治，恢复战后的经济建设，从金建国初期至海陵王年间，多次将金源内地的女真猛安谋克组织以移民的形式向南迁徙。关于猛安谋克南迁的史料记载主要有： “收国二年，分鸭挞、阿懒所迁谋克二千户，以银术可为谋克，屯宁江州”16。天会十一年 “秋，起女真国土人散居汉地。女真一部族耳，后既广汉地，恐人见其虚实，遂尽起本国之土人，棋布星列，散居四方，令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 17。 “屯田之制，出自上古，金国之行，比上古之制优简。废刘豫后，虑中国怀二三之意，始置屯田军，非止女真、契丹，奚家亦有之。自本部族徙居中土，与百姓杂处，计其户口，给以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粮。”18 “贞元迁都，遂徙上京路太祖、辽王宗斡、秦王宗翰之猛安，并为合扎猛安，及右谏议乌离补猛安，太师冒、宗正宗敏之族，处之中都。斡论、和尚、胡剌三国公，太保昂，詹事乌里野，辅国勃鲁骨，定远许烈，故杲国公勃迭八猛安处之山东。阿鲁之族处之北京。按达族属处之河”。19 “诸猛安，谋克隶焉。猛安从四品，掌修理军务、训练武艺、劝课农桑，余同防御。诸谋克，从五品，掌抚辑军户、训练武艺。唯不管常平仓，余同县令”20。从这些史料看，金朝这种南迁大批猛安谋克的行为，可谓是一种军事部落大移民。这些猛安谋克南迁后，发生了女真人与汉人通婚现象。 “猛安谋克杂侧汉地，听与契丹、汉人婚姻以相固结。”21另外，南迁女真人，已不在以聚落的形式居住，与汉族及其它民族交错杂居。由于原来从事的生产经济类型与当地不同，在生产、生活上必须依赖当地汉人，向汉族人学习先进的生产经验。所以，在金朝建立初年，强化民族杂居，实行实内地政策，进行民族大迁徙，不仅推进了女真族与汉族及其他它民族的融合，也增加了女真人与汉人接触的机会，为学习汉语、使用汉字创造了条件。
四、实现女真汉化为金代汉字广泛使用营造了环境
金朝建国前，女真人没有文字。金初，女真统治集团为了提升本民族的地位和尊严，开始创制女真字。金代女真字有大小之分，天辅三年（1119年）完颜希尹 “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制度，合本国国语。”创制了女真大字；“天眷元年正月戊子朔，上朝明德宫。高丽、夏谴使来贺。颁女真小字”22。金代虽然两次颁制女真文字，但是并没有得到普遍使用。也许正向史料记载的那样，由于女真字“创制日近，义理未如汉字深奥”。23从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看，有女真文的金代遗物寥寥无几，尤其黄河以南至今未见存有女真文遗迹的文物。
1973年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大丰区衡山屯出土一件金质符牌24，1972年在承德县八家乡深水河村出土一件金质符牌和一件银质符牌25，上世纪80年代初在吉林省德惠县大房身乡梨树园子古城址发现一件银质符牌26.。上述四块金银符牌，其形状、规格和上面所刻的文字基本相同.。以往学者认为这类金银牌是金初遗物，其上所铸文字为契丹字。目前，经女真文专家金启宗次女乌拉西春考证，其上的文字应该是女真小字，如果这一考证成立，这类金银符牌铸造颁发的时间应该在金熙宗天眷元年以后。在黑龙江省博物馆馆藏一件“海船菱花铜镜”，在镜背图案的空白处刻有六个女真文，经考证译为：“上京扎木猛安”。27另外，“大金得胜陀颂碑”背面是用女真字凿刻的碑文，这是保留女真文字最多的金代遗物。
从出土文物看，金代虽然创制了本民族文字，却没有得到普遍使用，其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使用女真文的环境。金源内地虽然是聚居女真人最多的地方，但是经过多次南迁北移，原有的女真人不论是迁出还是留下的，都与其它民族杂居，已没有机会使用女真字，也没有环境使用女真字。居住在金源内地的女真人因长期受到渤海人和定居在黑龙江的辽代汉人的影响，大部分女真人都能识别汉字。再者金源内地的女真人在生产、生活中不是封闭的，需要与周围的汉族人及其它民族来往、交流。在以往的交流中已经习惯用汉文字，再改用女真文字需要重新学习。这对于普通百姓、对于成年人来讲，是十分困难的事，也是没有必要的事。学习新文字一时很难掌握，需要时间，需要经历，即使掌握也不方便使用，假如金王朝不入主中原，即使在金源内地女真文也是很难推广使用的。所以，金代创立的女真字，想必只能在女真人办的学校中教授学生或应用在指定的范围内。
金代广泛使用汉文字还有另一个原因，女真人崇尚汉族文化、学习汉族文化已蔚然成风，这不仅推进了金代社会女真人汉化的进程，也为汉文字普及使用营造了环境。
金太祖阿骨打在马背上建立国家后迅速迈入阶级社会，至金太宗、金熙宗时期，国家的中心任务由对辽、宋战争转向巩固新占领区的统治。海陵王反对女真旧俗，主张以中原制度求得“致治”，将金朝都城从上京会宁府迁往燕京（今北京），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进行政治经济等各项改革，所建立的礼制、官制、建制，官印颁造、钱币铸造等各种制度日臻完善，封建化程度不断提高，女真汉化进一步推进，使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和繁荣。
女真统治者对中原的先进文化敬仰和重视由来已久，把学习中原先进汉文化看作是提高和发展本民族唯一可行道路。金太宗灭北宋时，曾将大批图书典籍运至内地，把扣留的宋使奉敬为师长，如宋使洪皓曾被完颜希尹聘为上宾，教授其八子，他“随久在北庭，不堪其苦，然为金人所敬，所著诗文，争钞诵，求锓锌” 28。金朝皇帝大多深受中原文化熏陶，金熙宗曾就学于汉人儒士韩昉，“儒服、烹茶、焚香、奕棋、战象”，无所不学，竟至“徒失女真之本态” 29。海陵王父子就学于张用直。金朝统治者把儒家思想看成是制国制民之道，金熙宗曾在上京建孔子庙，并亲赴孔庙祭礼，后在各县所建的孔庙遍布东北各地。为促进女真人学习儒家经典，金世宗于朝廷设译经所，把《尚书》、《孝经》、《易经》、《论语》、《孟子》、《史记》、《新唐书》、《贞观政要》等汉文经史典籍译成女真文字。推崇儒家忠孝观念，强调以忠孝作为调整君臣关系、家族关系的准则。他曾对太子允恭和翥王说：“人之行，莫大于孝”。正是在这种汉文化的影响下，金朝贵族子弟大多“好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都以学习汉文、崇尚汉文化为荣。至金世宗时女真汉化已经十分严重，穿汉衣、讲汉话，与汉族联姻已是当时社会发展趋势。为了让女真人不要忘记本民族文化，这里也包括女真族的文字和旧俗，金世宗亲自摔领诸臣赴金源内地上京会宁府怀旧，以“慷慨悲咽，不能成声”教导臣子。30
1988年在阿城巨源乡发掘的金代齐国王夫妻合葬墓，假如墓中没有置放冥牌，真是很难辨别墓主人身份。墓中出土的服饰，全部是宋代汉族官员和汉族贵夫人的服饰和佩饰，证明身份的冥牌也是用汉文刻写的。金代齐国王完颜晏是金朝女真族的开国元勋，逝于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年），死后葬于金源故地。作为这样一位金朝老臣，理当是本民族文化顽固捍卫者，然而在随葬品中却没有发现女真人的遗物，这足以说明金代中期以后女真贵族汉化程度至极，虽然能告老还乡、落叶归根，但至死都崇尚汉族文化，以汉化为荣。
另外，金源内地十分盛行佛教、道教，在金源内地发现的 “道士曹道清碑”“宝严大师塔铭志” “宣微大师法性葬记瓦”也足以证明这一点。这些知名佛家、道家大师们从中原来到金上京传教讲法，不仅扩大了汉族文化在金源内地的影响，也为女真人学习汉族文化营造了环境。
总之，金代社会广泛使用汉文字与其历史发展、移民政策、实现汉化固然有直接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任何朝代都无法脱离以汉族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的文化，金代也亦然。
1《金史.》卷一〈世纪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2《新唐书》卷二一九，《北狄传》。
3《全唐诗》卷五八三
4 金毓黻《渤海志长编》卷二十《余录》金石古迹条。
5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二十《余录》金石古迹条。
6（王承礼《敦化六顶山渤海墓清理发掘记》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
7 金毓黻《辽东文献微略》著录中记载
8《大金国志》三十九卷，《初兴风土》）
9《大金国志》三十三卷，《地理》
10《金史》卷四〈熙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11《金史》卷二〈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12《金史》卷一百三十三〈张觉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13《金史》卷七十四〈宗望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14（宋）《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五
15（宋）《三朝北盟汇编》〈燕云录〉
16《金史》卷七十二〈.银术可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17《大金国志》卷八《太宗文烈皇帝》
18《大金国志》卷三十六《屯田》
19《金史.》卷四十四〈兵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20《金史》卷五十七〈.百官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21《金史.》卷四十四〈兵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22《金史》卷四〈熙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
23《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24谭英杰《伊春大丰地区发现的契丹文金质符牌》黑龙江古代文物 1979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5郑绍宗《承德发现的契丹符牌》文物1974年10期
26王则《吉林省发现的契丹文银质符牌》博物馆学研究1985年第2期
27刘丽萍《上京扎木猛安考略》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北方文物杂志社
28《宋史》卷三百七十三〈洪皓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29（宋）《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六十六，张汇《金虏节要》
30《金史》卷三十九〈乐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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