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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相关文献及其源头的推究，相关学术观点及其形成的钩沉，相关文辞用语及其所指的考察，对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作出三点说明：1渤海五京制的史料源于张建章的《渤海记》，因此，不应轻易拿第十一代王大彝震时的称谓来取代第三代王大钛茂时的称谓。 2金毓黻将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定在十世王仁秀世，是其精研渤海史的结晶，实属可信。3王孝廉访日诗中“上京”一词之所指，尚需考察周前还不能成为当时渤海“五京悉备”方面的证据。
［关键词］渤海 五京制 王孝廉 上京 边厅
中文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人 文章编号：1009－5241（2009）03－0003－06
一、在于渤海五京制起始年代的说明渤海五京制问题一直是渤海史研究中的重点课题。近年随着渤海中京显德府遗址——和龙西古城的科学发掘①，渤海五京制问题进一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最近，西古城发掘的主持者宋玉彬先生等在有关文章中对渤海五京制问题进行了梳理，该文认为：“由于文献史籍中缺乏渤海国五京制初置时间的明确记载，在审视史料文献中能够捕捉到的关信息时，面对相同的线索，史学界形成了两种学术意见：1.渤海国的五京制度为第三代工大钦茂创建。2．渤海国的五京制度为大钦茂后世的渤王所为。随着研究的深入，围绕渤海五京初置时间而形成的学术分歧，进一步引发了有关五京制度原创性问题的讨论。在渤海国的五京制度原创性问题上，同样产生了两种意见：1.渤海的五京制度源于唐王朝的影响。2.渤海的五京制度继承于高句丽的五部制。”②该文在梳理韩国学者韩圭哲、宋基豪和笔者的学术主张后指出：“因文献史料匮乏而形成的研究空间，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五京渊源问题上，宋基豪、刘晓东达成了共识。目前，五京制度为唐王朝所创的观点，已经成为主流学术主张。”③
宋玉彬先生近年在渤海五京问题的研究方面致力颇勤，亦多有收获。他的上述意见，也颇为客观、中肯。正如宋玉彬先生所言，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直接关系到五京制度的渊源。换句话说，要解决渤海五京制度的渊源，就必需要确定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比如，若渤海五京初置的时间比唐王朝晚，渤海典章制度又宪象唐王朝，自然就会得出渤海五京制度源于唐王朝五京制度的结论。若渤海五京初置的时间与唐王朝大致相当甚至比唐王朝还早，自然就不会得出渤海五京制度源于唐王朝五京制度的结论。如韩国学者韩圭哲先生列举了七条史料，认为渤海五京制早于唐王朝，所以他就不能认同渤海五京制源于唐王朝五京制的观点，而另从高句丽的五部制中来找渤海五京制的渊源。
多年来，笔者在与国内外学者就渤海五京制这一问题的交流中，亦曾出现意见歧异。甚至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一种误解：似乎中国学者有意无意在把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拖后，以此来证明渤海的五京制与唐王朝的五京制有关；国外学者有意无意在把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提前，以此来证明渤海的五京制与唐王朝的五京制无关。其实不是这样，至少不应该是这样。考古学讲求“被材料牵着鼻子走”，文献学讲求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我理解都是告诫我们做学问要以理服人，有一分力量说一分话。学术界说我“针对韩圭哲所列的七条文献依据逐项进行了回应论辩，认为渤海五京仿自中原唐王朝’，是渤海第十代王大仁秀之世‘厘定”’②。 坦率地说，我最初发表的对于韩圭哲所列的七条文献的解读已有年，但至今尚未见有学者在这七条文献中能找到确凿的渤海五京制始于大钦茂世的证据。我现在想说明的是：我对渤海五京制起始年代的理解并非我的发现，只是我的认同。如渤海五京制是渤海十世王大仁秀之世‘厘定’，是读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后认同的。
渤海五京制为渤海第三代王大钦茂创建的观点也不是韩圭哲先生首创。如中国学者魏国忠先生在1984年发表的文章中就提出了“文王之世五京悉备”的观点⑤。只是由于魏国忠先生此前曾认同过金毓黻先生的观点③，故而其新说未能在学术界引起重视。但魏国忠先生一直主张渤海五京制是仿自中原唐王朝的五京制。孙玉良先生也主张渤海五京制是仿自中原唐王朝的五京制⑦。
对于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宋玉彬先生曾归纳为两种意见，我赞成其第二种意见，即“如果五京制度是大钦茂后世的渤海王所为，大钦茂以东京城、八连城为都之时，文献中‘钦茂徙上京’的上京’、‘东南徙东京’的‘东京’，应该是借用了后世的称谓。在逻辑关系上，这是能够成立的解释。”⑧因为渤海五京制首见于《新唐书•渤海传》，而《新唐书•渤海传》的上述记载又源自张建章的《渤海记》⑨。我们怎好拿渤海第十一代王大彝震时的相关称谓来取代渤海第三代王时的称谓呢？
我一直认为渤海史大家金毓黻先生把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定在十世王大仁秀时是颇有见地的。本来文献对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是有所交待的，如《新唐书•渤海传》叙事止于玄锡，该书云：“至是遂为海东盛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 按此，可以理解为《新唐书》的作者是把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定在十三世王玄锡世。但金毓黻先生觉得失之过晚，不取。而《辽史•地理志》则云：“......至彝震，儹号改元，拟建官阙，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按此，可以理解为《辽史》的作者是把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定在十一世王彝震世，但金毓黻先生仍觉稍晚，亦不取。而是从《新唐书•渤海传》“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域，有功”、《辽史•地理志》“渤海王大仁秀南定新罗，北略诸部，开置郡邑”人手，把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拉前，定在十世王仁秀世，可谓独具慧眼。其实，在金械故先生之前，也曾有学者产生过同样的认识。如日本学者津四左右吉《渤海考》云：“据《旧唐书》之文观之，五京之制似在宣王仁秀时代。然《新唐书•渤海传》谓文王于天宝之末迁都上京，贞元中又迁都东京，似文王时已呼为‘京’矣。”由此可见；关于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应在十世王大仁秀世的认识，津四左右吉先生也曾有过。只是他没有搞清《新唐书•渤海传》关于渤海五京建制的史料来源，故而产生诸多疑惑。案《旧唐书》始修于后晋高祖光福六年（941年），历时四年，至出帝开运二年（945年）修成，此距渤海亡国已近二十年，但《旧唐书》竟鲜有渤海后期记事。就编修角度而言，《旧唐书》主要是袭用唐朝的国史、实录及相关档案旧文。《旧唐书》所用的唐实录主要是唐前期。唐前期高祖至文宗各朝的实录都很完备，唐后期的只有武宗实录一卷。《旧唐书•渤海传》叙渤海事止于文宗“开成”。“开成”是唐文宗所用的第二个年号，共使用了五年（836－840年），时当渤海十一世王大彝震咸和六年至十年。而大彝震咸和五年（835年）正是张建章聘渤海后回幽州复命之年。《旧唐书•渤海传》叙渤海事仅止于十一世工彝震前期，彝震后期乃至而后四工与渤海亡国诸事
均不见记载。说明当时唐廷不惟不知道张建章的《渤海记》，而且连张建章去渤海的事都不知道，更不可能知道《渤海记》中披露的渤海五京制方面的情况，故《旧唐书》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关于渤海五京制方面的任何记事。津田左右吉先生能在《日唐书》仅有的渤海诸王记事中，体会到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应在十世王大仁秀世的认识，亦属难能。
二、释渤海王孝廉访日诗中“上京”一词之所指宋玉彬先生指出：“在评价五京初置时间的问题上，宋基豪、刘晓东的看法明显意见相左。从著述的发表时间来看，刘晓东的著述晚于宋基豪，刘晓东没有评述宋基豪的见解，可能，他不知晓后者文章的面世。对于宋基豪的观点，笔者认为学术界应予以足够的重视”⑩呛里，宋玉彬先生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取舍，这表明了他对这一重大学术问题的审慎态度。为此，我觉得有必要对韩国学者宋基豪的见解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学术界同仁。
诚如宋玉彬先生所云，我至今仍未能读到宋基豪先生的文章。出于对宋玉彬先生的信赖，暂将宋玉彬先生转述的宋基豪先生的意见抄录如下："宋基豪依据其在日本信浓守仲雄等人所辑《文华秀丽集》中发现的一条文献线索，提出了自己全新的有关渤海五了初置时间的见解。《文华秀丽集》中收录了渤海遣日使王孝廉于公元814年末至815年6月出访日本期间的一首诗作——《春日对雨得情字》：‘主人开宴在边厅，客醉如泥等上京。疑是雨师智圣意，甘滋芳润洒羁情。’这首诗虽然早已为史学界所熟知，但以往的研究者更多子以关注的是其诗学才华。宋基豪敏锐地注意到，该诗中的‘上京’是其时渤海已经存在上京名称的‘直接性史料’。据此，结合文献中对渤海都城迁徙过程中称谓的转换，他认为，渤海五京初置时间的下限‘最大程度地向后推也不至于推到8世纪80年代后半期’，‘如果再缩小范围当在8世纪60年代中叶左右’。”
由此可见，宋基豪先生在韩圭哲先生所列的“七条文献依据”之外，又“发现”了一条当时渤海人呼渤海上京为“上京”的“直接性史料”，并由此“提出了自己全新的有关渤海五京初置时间的见解”。对于宋基豪先生的观点，我想从以下两个方面阐述自己的不同意见。
第一，假定王孝廉诗中的“上京”就是指渤海上京，我也不能同意把渤海五京制初置的时间推到8世纪80年代后半期或60年代中叶左右’。”
案王孝廉于公元814年9月到达日本，于815年6月病逝于日本。上引诗篇当作于815年春。这只能证明此时渤海已有“上京”之名，充其量也只是一京之名。在学术问题上是不能搞“一叶知秋”的。如唐于公元618年建国，以长安为京师，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以河南府为东都，此时一京一都，也可称为复都制。武后天授元年（690 年），以太原府为北都，此时一京两都，也可称为三都制。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以京师长安为西京，改东都洛阳为东京，改北都太原为北京，这是明白无误的三京制。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置凤翔府，号为西京，与成都府（南京）、京兆府（中京）、河南府（东京）、太原府（北京）为五京。至此，唐五京制正式确立。由单一的国都到复都，经历了近40年。由复都经三都，直至三京制的确立，经历了85年。而由一京，经三京，直至五京齐备，一共经历了近140年。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怎好一见渤海出现了“上京”名称，就一口咬定当时就是“五京悉备”了呢？而把“五京悉备”的时间又前推了五、六十年，是否就更显得草率了呢？
第二，就我所知，在中国的渤海史家和日本的渤海史家中，目前还很少有把王孝廉诗中的“上京”理解为渤海上京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曾就此问题向王承礼先生请教，王承礼先生也没有认可这个“上京”就是指渤海上京，相反，倒认为该诗反映了渤海使对天皇的尊崇与恭维。我认为，王孝廉诗中的“上京”是否是指渤海上京还值得考察。
首先，我觉得若把王孝廉诗中的“上京”说成是渤海上京，从诗意理解上欠通。如“主人开实在边厅，客醉如泥等上京”，这里的“等”字，有“等待”、“等着”、“等在”等含义，但决没有“等着回”。“等着返”、“等着去”的含义。试想：长春的朋友来哈市做客，我在某厅设宴招待。尽管朋友如何思乡心切，也很难写出“主人开宴在某厅，客醉如泥等长春”这样别扭的诗句，因为“等”字没有“等着回”、或“盼着回”的含义。相反，如果长春的朋友由于某种原因，久滞冰城，思归心切，写下了“主人开宴在某厅，客醉如泥等冰城”的诗句，就很好理解了。因为“等”字本身就有“等在”的含义。
其次，我想解释一下“上京”的“上”字。据大宝公式令《集解》，当时日本以唐朝为“邻国”，以新罗为“藩国”。但事实上，日本在与“大唐”的交往中并没有取得真正的平等，在与新罗的交往中也没有取得“上国”的地位。而日本在与渤海的交往中，却明显以“上国”自居。王承礼先生认为：“日本到八世纪三十年代，随着它律令体制的确立，在中国儒家区别君臣上下，区别中华夷狄的华夷思想影响下，日本的统治阶级需要进一步发展国家的权威和提高天皇的尊严，这种上国的优越感和发扬国威提高尊严的政治要求，把渤海访问日本，看做想国朝贡，要求渤海区别君臣关系，区别上下主从，也就是说，日本要居于君主，上国为主的地位，渤海执为臣之礼，居于下国从属的地位。”⑿在评述渤海与日本之间的交往时，王仲殊先生也曾指出：“从各方面的文献记载看来，日本显然以上国自居。”⒀
纵观渤海与日本之间的交往，日本每每因来使间隔期限有违、体例不合、文辞不恭等与日本“上国”地位不显方面的原因，却还来使或不让来使人京。而渤海使臣为了达到贸易通好等目的，则往往采取了灵活变通的手段，乃至当面承认日方的“上国”虚名。如公元771年，日本以渤海国书“违例无礼”，竟返却拒收。渤海使壹万福则擅自修改了国书，井“代王申谢”④，对日本以“上国’”视之，才最终完成了使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渤海亡国，直至东丹国时期。如公元929年，此时渤海亡国一年，已改称“东丹国”，裴璆第三次出使日本（前两次为渤海使，此次为东丹使），日方以“失礼义”，“令进过状”⒂。 日邮《本朝文粹》卷十到《怠状》收有《东丹国人朝使裴理等申进过状事，谬奉臣下使人朝上国怠状》，状中就有“奉陪臣之小使，紊上国之恒规”等语，来迎合日方“上国”的虚荣，从而顺利完成出访使命。
王孝廉此次访日的前三年，即公元811年，还发生了日本聘渤海使林东人由渤海返归，以渤海王书“不据常例”，竟“去而不取”⒃之事。以致此次王孝廉访日，日本嵯峨天皇仍以林东人（或作“仁”）拒不取书之事相责；并“教训”王孝廉说：“书疏往来，皆有故实。专辄违乖，斯则长傲。夫克己复礼，圣人明训，失之者亡，典籍垂规。苟礼义之或亏，何须贵于来往！"⒄助特别是后两句，意思非常明确：渤海要是再不注意文辞礼义，日本就要与之断绝来往。王孝廉再次显示了渤海在外交方面灵活务实的一面，他首先以“世移主易，不知前事”来推脱，然后，又以“今之上启，不敢违常。然不遵旧例，愆在本国。不谢之罪，惟命是听”等谦卑的文辞，再次“代王谢罪”，来迎合日方“上国”的虚荣，以保证渤、日交往的不致中断，至少是要保证自己此次出访不致被却还或不能入京。
有以上背景，这就决定了王孝廉此行，在日本的各种礼仪活动中，格外注意言辞的谦恭，以满足日方的虚荣心——如前引王承和先生所言：日本要渤海区别君臣关系，区别上下主从，要认识到日本是居于“上国”的地位，自己是居于“下国”的地位。《文华秀丽集》所收王孝廉此次出访日本，人京后所作的第一首诗：“海国来朝自远方，百年一醉谒天裳。日宫座外何攸见，五色云飞万岁光。”该诗自题为“奉敕陪内宴”，“奉敕”显然是奉日皇之 “敕”，全篇充满了对日皇的恭维尊崇之情。第二首诗即前引宋基豪“新发现”的有“上京”称呼的“主人开宴在边厅，客醉如泥等上京。疑是雨师知（或作“智”）圣意，甘滋芳潤洒羁情”之诗。我认为，尽管渤海人在国内可以称自己的国王为“圣王”、“圣人”，但这是在日本，所以这首诗中的“圣”，只能是指日本天皇。该诗中的“厅’，也是指日本之厅。该诗中的“京”也是指日本之京。王承礼先生曾于该诗下注明：“诗人作为渤海大使，受到日皇的宴请，写出了对天皇的恭维祝贺，也写出了心情的欢悦，是一篇应制之作。”⒅
我认为，这两首诗不论是“奉敕”之作，还是 “应制”之作，都反映了王孝廉对日方的恭维与尊崇，目的是满足日方要求渤海使拿出以下事上，以小事大的姿态。与王孝廉同行的渤海释仁贞，曾在《七日禁中陪宴诗》中云：“人朝贵国惭下客，七日承恩作上宾。”⒆这两句诗里既表示了渤海使的谦卑，也表示了渤海使对日皇的感激：本来在日本自己一直惭为“下客”（到日本后，受到种种刁难，不让人京，被放置在边地达三个月之久），但在正月初七的青马（后改称白马）盛会上，首次得到天皇 “赐宴”的恩宠，立刻身份大变——由“下客”被视为‘’上宾”，这种受宠若惊的姿态跃然纸上。这些情况都说明渤海使在日本此行，是十分注意“礼义”，十分讲究“上下”的。天皇所主之国可以视之为“上国”，天皇所主之宾可以视之为“上宾”，天皇所居之京为什么不可以称之为”上京”呢？
案王孝廉一行于公元814年9月入日本境，海行的磨难自不必说，到日本后又经历了种种习难（如承受责问、代王谢罪等），直到当年年底寸被允许人京。终于得到了日皇的召见和宴请，时值春雨放晴，正可谓苦尽甘来。还是雨师知道天皇对我们的体恤，以“甘滋芳潤”来抚慰我们作为“行人” 的羁旅乡情。本诗自题为“春日对雨探得晴字”，其中“晴”字或作“情”，当是以“晴”喻“情”，一如唐刘禹锡“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之意。
据孙玉刨渤海史料全编》，王孝廉此行，天皇曾宴请两次，均在这年正月。一次是在己卯（七）日，“宴五位以上并渤海使，奏女乐”；一次是在壬辰（二十）日，“于朝集堂飨王孝廉等，赐乐及禄”⒇。 但这里疏漏一次，即正月戊子（十六）日，“御丰乐院，宴五位以上及蕃客，奏踏歌，赐禄有差”○21。天皇对来使的赐宴，既出于礼节的需要，同时也在表示天皇对来使羁旅乡情的抚慰。如公元779年，光仁天皇曾明敕唐朝来使孙兴进等日：“客等比在馆中，旅情愁郁，所以聊设宴飨，加授位阶，兼赐禄物。卿等宜知之。”○22渤海使王孝廉此行，就排解“旅情愁郁”而言，天皇同样有“设宴飨，加授位阶，兼赐禄物”等项安排。对于天皇的”恩宠”与“抚慰”， 王孝廉就显得格外聪明，根本就不用天皇自己明示“卿等宜知之”，而是用“疑是雨师知圣意，甘滋芳潤洒羁情”这样美妙的诗句，充分表达了对天皇的感激之情和自己内心的偷税之情：天皇对我们“旅情愁郁”的抚慰之意，连“雨师”都知道，何况我们海国来使呢！否则，“甘滋芳潤’因何而来？而且，雨师都遵从“圣意”，此“圣”非真龙天子而谁？这种对天皇的推崇与恭维可谓无以复加。
另外，我还想说一下该诗中的“边厅”一词。案《文华秀丽集》一共收有王孝廉此行诗作五首除前引两首为日皇宴请时在日京所作外，还有三首为在日本边地等待归航时所作，其中有两首出现“边亭”字样。其一为：“芳树春色色甚明，初开似笑听无声。主人每日专攀尽，残片何时赠客情。”诗题为“在边亭赋得山花戏赠两领客使并滋三”，是为诗题中出现“边亭”字样。其二为：“南风海路连归思，北雁长天引旅情。赖有铿锵双凤伴，莫愁多日住边亭。”诗题为“从云州书情寄两敕使”，是为诗句中出现“边亭”字样。联系前引王孝廉诗中“主人开宴在边厅”中的“边厅”，可能有人会误解此“边厅”是“边亭”之讹误，由此而进一步误导“客醉如泥等上京”中的“上京”是渤海上京的认识。我查了一下有关书籍，目前尚未发现有将“主人开宴在边厅”中的“边厅”写作“边亭”者，且“厅”字繁写作“廳”或“廰’，就字形而言，很难有与“亭”字相混淆的可能。有人以为“边亭”好解，“边厅”不好解。实则不然，作为厅堂类建筑，正堂亦可谓“正厅”，两侧则分别有“边厅”或“侧厅”。
日本宴百官及“藩使”的礼仪当是仿自唐朝。曾有学者对唐朝在太极殿、麟德殿举行的宴藩臣的礼仪进行过考察，指出：“《大唐开元礼》和《唐书》中都有宴藩臣的记载，实际上宴会时只有藩王能够在殿上宴会，其他如正使副使和他们的主要随员一律在殿下和两廊，虽然这些记载都是指在太极殿举行的典礼，但在麟德殿举行的典礼可能和它相去不远。”○23
与此相同，日本飨宴渤海使也不会是厅堂的正殿。就日本平安时代而言，天皇飨宴渤海使场所主要是在丰乐院。据王仲殊先生研究，“以一年一度的大典‘丰明会’为首，每年的‘白马’、‘踏歌’。‘ 大射’等传统节日盛会仪式都是在丰乐院隆重举行，而在位的天皇皆按例亲自参加、主持。”○24据日本史书，王孝廉此行，正是应邀参加了日本正月七日的“青马”（后改称“白马”）、正月十六日的“踏歌”等传统盛会的宴请。渤海使在丰乐院中赐宴时的坐位很少有记载，但在《日本三代实录》卷四十三中可以看到一例，即日本阳城天皇元庆七年（883年）五月“三日戊辰，天皇御丰乐殿，赐宴渤海客徒。亲王以下，参议以上侍殿上；五位以上侍显阳堂；大使以下二十人侍承欢堂；百官六位以下相分侍观德、明义两堂。”王仲殊先生认为：“这一记述为如今研究丰乐院的宴会规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资料”○25，并对坐席安排作如下说明：“宴会的坐席安排是阳城天皇及亲王以下、参议以上的日本贵族、显宦坐在正殿丰乐殿上，五位以上的日本中高级官员坐在东厢的第一堂，裴璆及其所率渤海使团职官共20人坐在西厢第一的承欢堂，日本六位以下的中低级官员分别坐在东厢第二的观德堂和西厢第二的明义堂，估计出席就座的主客双方官员人数至少在百人以上。”○26由此可见，王孝廉一行在丰乐院的宴会上，其坐席也不会是正面的厅堂——丰乐殿，而应是边侧的厅堂，如承欢堂之类（参见《丰乐院平面图阿 古者厅、堂连用，且厅、堂义同。《集韵》云：“古者治处谓之‘廳事’，后语省，直曰‘廳’，故加‘广’”。旧版《辞海》、新版《辞源》均以“堂屋”来解“厅”字，可谓得实。故王孝廉称丰乐殿前西侧之堂屋——承欢堂为“边厅”亦无可厚非。
三、小结
本文通过相关文献及其源头的推究，相关学术观点及其形成的钩沉，相关文辞用语及其所指的考察，对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作出如下说明：
第一，渤海五京制首见《新唐书•渤海传》，其史料来源即张建章的《渤海记》。因此，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轻易会第十一代王大彝震时的称谓来取代第三代王大钦茂时的称谓。
第二，文献对渤海五京制的起始年代是有所交待的。《新唐书》将其定在十三世王玄锡世，《辽史》将其定在十一世彝震世。金流脓《渤海国志长编》将其定在十世王仁秀世，是在深知新旧两《唐书•渤海传》的史料来源的情况下，又精研《新唐书•渤海传》与《辽史•地理志》的相关记载后得出的，是其扎实的文献学功底和其审慎的史实认知能力及鉴别能力的综合体现。
第三，王孝随访日诗中“上京”一词．在没有精确考证其所指的情况下，是不好轻易作为当时渤海就有“上京”的证据来应用的，也不宜有此轻易做出渤海此前五、六十年就已“五京悉备”的结论。
注 释
①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西古城——2000~2005年度渤海国中京县德府故址田野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
②③④⑧⑩○11宋玉彬、曲轶莉：《渤海国的五京制度与都城》，《东北史地》，2008年第6期。
⑤魏国忠：《唐代渤海五京制度考》，《博物馆研究》，1981年第3期。
⑦孙玉良《渤海迁都浅议》，《北方论丛》，1983年第3期。
⑨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一九《丛考》刘晓东：《张建章（渤海记）卷目及其相关问题》，《北方文物》，1990年第4期。
⑿⒅王承礼：《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
○13○24○25○26王仲殊：《试论唐长安城大明宫麟德殿对日本平城京、平安京宫殿设计的影响），《中日两国考古学•古代史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⒁《续日本纪》卷三一。
⒂《扶桑略记》第二四。
⒃《日本后纪》卷二一。
⒄《日本后纪》卷二二。
⒆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引《文华秀丽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⒇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引《日本后纪》卷二四，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21《日本后纪》卷二四。
○22《续日本纪》卷三六。
○23刘致平、傅熹年：《麟德殿复原的初步研究》，《考古》，1963年第10期。
责任编辑：祝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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